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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火车汽笛遇到高密茂腔,胶济铁路建设中的冲突与调适

时间:2019-02-27

文丨陈宇舟

在胶济铁路博物馆普通候车室的墙上,有一张放大的光绪年间的《青岛昌乐间开车时刻表》。细心的观众可以从这张时刻表中看出,去掉停车的时间,各站之间列车的运行时间基本都在10至15分钟之间,只有高密至蔡家庄是个例外,列车在此区间运行了足足有26分钟。

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在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呢?

当火车汽笛遇到高密茂腔,胶济铁路建设中的冲突与调适

盖德兹胶济铁路选线图和最终定线图。至于实际修建时为何在潍坊高密段调整路线,至今未有定论。

事情还要从胶济铁路修建之前的线路勘测说起。1898年3月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后,德国工程师盖德兹和锡乐巴就分别开始了胶济铁路实地选线考察。在两人考察结果的基础上,1899年6月底,确定了铁路线由青岛至济南的走向。其中,在青岛至潍县一段,盖德兹的选线图与最终确定的实际修建线路出现了很大的不同。

如果按照盖德兹的选线图,高密不会与胶济铁路产生交集,茂腔这种流行于山东胶东地区的地方戏,也不会唱得格外响亮。锡乐巴更不会想到,就是由于图纸上这条细线的改变,一年后给他主持修建的胶济铁路工程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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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前中)与德方代表。

第一次冲突不知不觉中来临了。

山东人口稠密,又多以务农为生,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这里修建铁路,穿越农田,必定会激起很多矛盾。而山东传统社会历来又是不平静的,“由于贫困、灾荒、政治搜刮和社会不平,动乱时常发生”。历代山东动乱和农民起义之多,可以说名列全国各省区之首,而近代尤甚。德国传教士在鲁南地区的传教活动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洋教斗争,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的军事行动更是在山东引起了强烈反应。在这样一个充满不安定因素的地区修建第一条铁路,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德国人在铁路建设初期的野蛮行径又加剧了矛盾,导致严重暴力冲突的多次发生。1899年6月铁路建设开始不久至1900年秋,德国的山东铁路公司与当地民众发生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暴力冲突。(《近代铁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第一次发生在1899年6月,胶澳总督派军队对中国民众进行了血腥镇压。莱州候补知府石祖芬与胶济铁路第二工段负责人锡贝德续订了《筑路善后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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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路善后章程》规定:

铁路小工有调戏妇女、与民人口角之事,由地方官讯办;

民人有拔标阻工之事,由地方官解散;

铁路小工,托地方官代雇,其每日薪资,由工程师会同地方官亲手付给;

拆屋迁坟,公司知照地方官查勘商办;

租屋请地方官帮助,土石、木料等均由地方官购买并代付款项;

租地请地方官帮助等。

地方政府为此还规定:破坏勘测路标者罚款5两,若找不到此人,村长要负责筹集这笔钱;若有中国或德国铁路工人被杀或被伤而找不到罪犯,全村都将受到严厉惩罚。胶州知州让沿线20个村子签协议,承担保护该地区工程的责任。

但《筑路善后章程》将帮办和保护铁路的责任全部加到地方官身上,却没有给中国方面对铁路的控制权,对德方的山东铁路公司也没有做出任何限制性规定。事态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次事件只是更大范围、更严重争端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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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济铁路章程》部分条款。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次更大规模冲突发生在1899年底,铁路建设再次中断。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以此为契机,于1900年春与铁路公司谈判签订《胶济铁路章程》。

这份《胶济铁路章程》对铁路建设和保护,以及中国人参股等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规范了铁路公司的行为,理顺了铁路公司与山东省官府的关系。有利于铁路工程的顺利进行。双方均对谈判结果表示满意。德国人认为他们只放弃了很少的权利就换来了铁路沿线的和平,而中国人只获得很小的铁路控制权,对山东铁路公司的经营活动也没有很大影响。袁世凯则认为,通过签订章程,德国公司承认了铁路处于中国管辖权之下。德国学者罗梅君等人则认为“章程的意义在于为中国政治提供了一种对付帝国主义列强经济渗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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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谈判代表荫昌、袁世凯和锡乐巴签名。

1900年6月义和团运动高涨期间,发生了第三次针对铁路的暴力活动。为此,胶澳总督叶世克向高密和胶州各派出了200人的军队,以确保胶州—高密段铁路恢复建设,并在两地修建兵营,驻扎长达5年之久。

直到1900年10月,山东局势才总体上缓和下来。1905年11月,时任山东巡抚杨士骧与德国人达成《胶高撤兵善后条款》,规定德军从胶州和高密撤兵,山东巡抚派警察接收中立区范围内的护路权。中国以约40万银元收回德国以约110万马克在上述两处建造的兵营。

当火车汽笛遇到高密茂腔,胶济铁路建设中的冲突与调适

德军占领高密后在城墙上合影。

针对高密发生的一系列阻路冲突事件,德方的山东铁路公司为解决铁路修建过程中复杂的土地产权,采取了一种简便的方式:由公司与各县的知县和乡绅代表就整个县签订一份土地购买合同,商定每亩土地的平均价格以及用于补偿迁坟和耕地损失的固定金额。至1900年5月,分别与胶州、即墨、高密、昌邑、安丘、潍县签订了土地合同。

此外,山东铁路公司利用和培养中国人力资源,一方面采用包工头制,来满足铁路建设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劳工由包工头招募,大部分来自中国北方的其他省份,1902年春,在胶济铁路全线上工作的劳工达2-2.5万人,包括当时所有从事铁路建设及供应和搬运石头、土方、石灰水泥的中国人。

另一方面,1899年秋,德方在青岛建立了第一所铁路学校,以培养铁路所需的中国职员。学徒学成之后被分配到胶济铁路的各个车站,担任助理、秘书、电报员、扳道岔工、调车长、机车司机、列车员等职,其中有些人成为小站站长,有些人成为大站的副手。后来几乎所有在胶济铁路车站工作的中国年轻人都是由这个学校培养的。

中德双方经过多次的冲突与调适,胶济铁路才得以继续向济南修筑。

由于以上事件,高密西乡没有按照平均7.2公里的距离设立车站,而延长到15余公里,这也就揭开了本文开头关于时刻表上高密到蔡家庄超长运行时间的谜团。而出生于高密东北乡的莫言,自幼就听到老人口中讲述的民众抗德阻路的故事,写下了《檀香刑》这本充满深刻记忆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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